01，

我在写红旗20的文章，很多人留言说这是山寨机，不值得吹捧。

关于“山寨机”词语，是属于近些年才有的，“高仿”与“山寨”，我的印象里是出自手表与手机，称一些手表为“高仿”，又称一些手机为“山寨”。所不同，“高仿”就是直接的造假，而“山寨”则是类似，有自己的品牌，只是借用了某些技术与外形。

无论是“高仿”，还是“山寨”，主打的形似，但价格却很便宜，甚至只有30%以下，这样看，红旗20相机不是，它当年的成本价格与销售价格，是都要高于原机徕卡的，这又是为什么？

可能有两点，就是我们当年闭关锁国，没有办法同外面联系，买不到直接进口的徕卡相机，另外就是当年的外汇奇缺，没有外汇去购买相机，有限的外汇，都要用在更重要的刀刃上。

2000年，我在北京五棵松，遇到了第一次来中国的澳大利亚麦克先生，他喜欢中国相机，就来中国交流和收集相机，在二手交易会上，有一个小的讲座，由麦克介绍澳大利亚相机收藏家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“澳大利亚不生产相机，因为澳大利亚很容易买到世界上各种相机。”这句话过了25年，我依然记得很清楚，因为当时太触及我的灵魂了，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是夸耀我们的相机文化，还是想说我们当年孤僻而没有“朋友”？

瞬间想到如果中国早年也可以买到各种相机，我们还会自己造相机，自己生产红旗与东风吗？

我们都知道红旗有两种说明书，其中第一种简单和简易，它的第一页是这样：

红旗与东风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“争口气”的杰作，对外无害，对内，是提振精神的良药。

但也因为闭关锁国和固步自封，让外界对我们的行为并不了解，也就更不能理解了。

世界上仿制徕卡相机的厂家很多，但是敢仿制徕卡M口相机的，上照二厂是第一家，无惧无畏。

早年徕卡研发出L39口相机，没有专利限制，世界上很多厂家跟进，研发“高仿机”、“山寨机”、“拷贝机”，但到了M3问世后，却都不敢跟进仿制，即便日本的佳能依然紧随，但在卡口上，依然是L39口，对徕卡的M口，不敢有所企图。

这就是专利的限制，既要融入世界大环境，就要守规矩，尊重知识产权和文明要约。

据说徕卡M口的知识产权期限是1981年，这才有了后面的柯尼卡、蔡司等旁轴相机终于在九十年代后敢于使用M卡口了，对比红旗20相机，“敢笑黄巢不丈夫”，晚了二十多年了。

我不明白，八十年代以后的福伦达（确山能）和日本委托凤凰生产的“安源一式”为什么依然使用L39口，还是不敢碰徕卡的专利吗？

02，

江青喜欢摄影，想造中国的高端相机，于是指示上海仿制当时最好的徕卡与哈苏，最终有了中国的高端相机红旗与东风。

但是江青使用过这两种相机吗？却没有资料佐证，更没有照片。目前我们能看到的照片只有江青使用哈苏相机的。

我在写作《机缘》一书时，曾到大连采访过相机收藏人士孙先生，他有一台非常新的红旗20相机，他给我讲了去拜访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的一件事。

他说早年学新闻，在三十多年前爱上收藏老相机，有几十台后就想搞一台红旗20相机收藏，而那时能拥有红旗并不容易，基本都在新闻单位或各大院校中，不仅买不到，能见一下都很难。

有人告诉他新华社有很多红旗20相机，而新华社的石少华副社长还亲自测试过红旗20相机。出于新闻专业的敏感性，他觉得这里面有故事，就专程跑到北京，经人介绍，找到了石少华的家，拜访追寻红旗相机。

石社长见到年轻人到访，喜欢红旗相机非常高兴，就告诉他：“我是用过一台红旗20相机的，那是江青交给我的政治任务，因为她跟我学过摄影，很熟悉，就把红旗相机给我送来测试。当时红旗相机刚试生产成功，她就让我试用实拍。但试用后我又及时把相机还回去了，并没有留在手里。”

石少华并没有说江青是否自己用过，但他说红旗20相机试拍差不多一个星期，总得感觉手感不好，质量有些问题，同徕卡相比还是有差距，但是红旗20相机的配套镜头不错，不比徕卡相机镜头差。

石少华说他用完赶紧送回江青的主要原因是，自己知道这台相机的“重要性”，他怕给弄坏了，不好交差，所以不敢在自己手里久留。

石少华副社长并没有说江青是否使用过，或者江青对这台相机的印象与看法，只是说了一个过程，而他，后来也没有再使用过红旗20相机。

孙先生说，他在石少华家里并没有看到红旗相机，但是石少华给他提供一条信息：“我知道一个单位购过一套红旗机，你可以去碰碰运气”。

按石老提供得线索，孙先生找到了这家单位，真有台不错的红旗20相机闲置。

但开始人家不卖，说要自己留存。孙先生没有灰心，有时间就过去看一下，问一次，结果他这一磨就是八年，最后花了4万元才搞到。在九十年代，拿出四万元买一台国产相机，按他老爸的说法，他就是个“败家子儿”。

这台几乎是全新的红旗20相机，如今成了他最爱的收藏品，平时放在干燥箱里，每一次取出把玩，都是幸福满满啊。